50岁时她成了大一新生

  丹妮尔·梅茨从小就觉得,大学教育是白人和“中上层”黑人的专利。入狱后,大学更是遥不可及。她曾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走出监狱半步,更别说走进校园了。2018年一项全美调查显示,在坐过牢的人里,拥有学士学位的不到4%。在她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,入狱率长期位居全球之首,黑人大学毕业率在美国垫底。

  丹妮尔告诉美国“HechingerReport”教育网,她家有9个孩子,父亲是建筑工人,母亲是面包店店员。他们用攒了半辈子的钱买下新奥尔良市贫民区的一套房子。那里的居民多是黑人,暴力和犯罪几乎是家常便饭。丹妮尔从小就认识不少坐过牢的人,但有大学文凭的一个也不认识。高三那年她怀了孕,只好辍学。生下儿子后不久,孩子他爸被人杀死,她成了单身母亲。

  “在新奥尔良,几乎每个黑人身边都有人遇害。”丹妮尔没时间悲伤,因为要养活儿子。当时,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每况愈下。该州一半收入来自石油,从1981年起,石油价格一路下跌,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该州失业率全国最高。

  高中没毕业的丹妮尔几乎没可能找到工作,不得不为儿子和自己寻找依靠。很快,她遇到了格伦·梅茨。他出身贫寒,但30岁时已拥有两家运输公司。实际上,他是好几个街区的“毒品之王”,手下经常开着一辆军用皮卡招摇过市,引擎盖上用闪光的金漆喷着“杀人犯”的字样。

  丹妮尔初次见到他那天,他穿着考究,戴着昂贵的珠宝。她觉得他有能力照顾她和儿子。1989年,他们结了婚。婚后她生了个女儿,一直待在家里,既没有社会保险,也没有谋生能力。当格伦让她“把几个包裹送到休斯敦”时,她不假思索地照做了。

  当时,可卡因风靡全美,城市犯罪率一路飙升,新奥尔良市谋杀率创下美国之最。1993年,作为该市“最大、最残忍的犯罪集团”,格伦一伙儿被一网打尽,丹妮尔也受到牵连。检察官称,格伦一伙卖了1吨多可卡因,杀了23个人。

  丹妮尔在监狱里万念俱灰地度过了头两年。在狱中诗歌会上,她遇到了玛丽琳·巴克。巴克在狱中读了学士学位。她称赞丹妮尔有文采,鼓励她完成高中学业。丹妮尔害怕数学,巴克就每天花两个小时给她补习代数。

  一年后,丹妮尔通过了毕业考试。狱友们给她举办了毕业典礼,有人送她一本笔记本,扉页上有一段话:

  “致丹妮尔——高墙禁锢了我们的自由,但阻挡不了我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渴求。”

  “没人知道我内心的喜悦。”她在日记本上写道,“就算这辈子完了,我还是可以做点什么。”

  获得高中文凭后,她想继续学习,就报了电脑课。但狱警奚落她:“你学这些干什么?你这辈子不会离开监狱半步,只能被装在裹尸袋里运出去。”

  不管别人怎么说,丹妮尔还是报了名。没课的时候,她看新闻、写诗歌、练播音,尽管她明白,这些知识、技能或许永远没有用武之地。

  20多年过去了,她的子女在姐姐的抚养下长大成人。她错过了儿子的篮球比赛,错过了女儿的舞蹈表演,错过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和婚礼……她一次又一次申请减刑,但徒劳无功。

  当她几乎放弃的时候,“黑皮肤”的奥巴马上台让她重燃希望。他一上任就开始赦免非暴力毒品犯罪者,任期内给予的特赦比过去10任总统加起来都多。2016年,她终于等来了赦免。

  出狱后,她遇到了另一个困境。美国“PrisonPolicy”网站调查显示,在刑满释放人员中,男性失业率超过30%,女性失业率近50%,是平均失业率的5倍。人生的污点让他们很难就业,尤其是刚获释后不久。

 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临时工作:在慈善机构分发救济餐。这份工作收入不高,但额外给了她一笔助学金。她对此十分感激,但不相信有大学会录取她。

  直到2017年她遇到哈金·卡什夫。他和丹妮尔一样因贩毒入狱,出狱后在新奥尔良南方大学攻读学士学位,还有两个学期就毕业了。他给丹妮尔看了他的学生证,并带她去学校参观。

  卡什夫知道,教育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,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5年内再次入狱的比例高达48%,而教育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,让再犯罪的可能性减少43%。

  申请表很简单,只有两页。填到报考专业时,她思考了一会儿,然后写下“社工”。“我希望能指引年轻人绕开我走过的弯路。”

  当年8月,她收到了录取通知。入校那天,她穿了一件帽衫和一双跑鞋,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。50岁成了大一新生,她这辈子从未如此快乐过。

  丹妮尔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,但她还是感到自卑,担心同学们嘲笑她太老。每次上课她都坐在最后一排,从来不发言。但老师们很快发现她知道正确答案,开始点名要她发言。“她的悟性极好,”演讲课教授凯伦·马丁说,“就像海绵一样”。

  不过,她上电脑课一直很吃力,期末考试后都不敢查询成绩。有一天她接到电话通知,说她的名字上了“院长名单”。

  第二学年,她选修了名为“酗酒与吸毒概论”的心理课。她懂得越多,就越清楚地认识到,人生究竟是哪儿出了错。“我那会儿一心想着,‘有钱才能养活孩子,我得找个依靠。’”她从来不吸毒,所以没有思考过毒品对个人、家庭和社会有什么影响。

  有时她想,如果她在怀孕时或男友被杀后得到心理咨询师或社工的指点,人生会不会和现在不一样?

  2019年2月,她受政府邀请,参加为完成狱中教育课程的人举办的毕业典礼。

  “我明白你们现在的感受。拿到高中文凭是我在监狱中最大的成就。”她对听众说,“现在我回到社会,过着这辈子最美好的生活。我喜欢现在的自由。在新奥尔良的街头信步,无论想吃三明治还是烤肉卷都可以。但我最珍惜的是受教育的机会。”说到奥巴马赦免她的那一天时,一位听众落泪了。

  演讲结束后,丹妮尔被听众围住,他们跟她打听上大学的事。她知道,他们将来可能在电脑或数学课上苦苦挣扎,也可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言不发,但这些都没关系。

  当治安官向毕业生颁发文凭时,人群鼓起掌来。一个年轻人接过毕业证,宣布他已被一所社区大学录取。丹妮尔问他最好的科目是什么,他给了她一个拥抱。

  丹妮尔·梅茨从小就觉得,大学教育是白人和“中上层”黑人的专利。入狱后,大学更是遥不可及。她曾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走出监狱半步,更别说走进校园了。2018年一项全美调查显示,在坐过牢的人里,拥有学士学位的不到4%。在她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,入狱率长期位居全球之首,黑人大学毕业率在美国垫底。

  丹妮尔告诉美国“HechingerReport”教育网,她家有9个孩子,父亲是建筑工人,母亲是面包店店员。他们用攒了半辈子的钱买下新奥尔良市贫民区的一套房子。那里的居民多是黑人,暴力和犯罪几乎是家常便饭。丹妮尔从小就认识不少坐过牢的人,但有大学文凭的一个也不认识。高三那年她怀了孕,只好辍学。生下儿子后不久,孩子他爸被人杀死,她成了单身母亲。

  “在新奥尔良,几乎每个黑人身边都有人遇害。”丹妮尔没时间悲伤,因为要养活儿子。当时,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每况愈下。该州一半收入来自石油,从1981年起,石油价格一路下跌,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该州失业率全国最高。

  高中没毕业的丹妮尔几乎没可能找到工作,不得不为儿子和自己寻找依靠。很快,她遇到了格伦·梅茨。他出身贫寒,但30岁时已拥有两家运输公司。实际上,他是好几个街区的“毒品之王”,手下经常开着一辆军用皮卡招摇过市,引擎盖上用闪光的金漆喷着“杀人犯”的字样。

  丹妮尔初次见到他那天,他穿着考究,戴着昂贵的珠宝。她觉得他有能力照顾她和儿子。1989年,他们结了婚。婚后她生了个女儿,一直待在家里,既没有社会保险,也没有谋生能力。当格伦让她“把几个包裹送到休斯敦”时,她不假思索地照做了。

  当时,可卡因风靡全美,城市犯罪率一路飙升,新奥尔良市谋杀率创下美国之最。1993年,作为该市“最大、最残忍的犯罪集团”,格伦一伙儿被一网打尽,丹妮尔也受到牵连。检察官称,格伦一伙卖了1吨多可卡因,杀了23个人。

  丹妮尔在监狱里万念俱灰地度过了头两年。在狱中诗歌会上,她遇到了玛丽琳·巴克。巴克在狱中读了学士学位。她称赞丹妮尔有文采,鼓励她完成高中学业。丹妮尔害怕数学,巴克就每天花两个小时给她补习代数。

  一年后,丹妮尔通过了毕业考试。狱友们给她举办了毕业典礼,有人送她一本笔记本,扉页上有一段话:

  “致丹妮尔——高墙禁锢了我们的自由,但阻挡不了我们对知识和教育的渴求。”

  “没人知道我内心的喜悦。”她在日记本上写道,“就算这辈子完了,我还是可以做点什么。”

  获得高中文凭后,她想继续学习,就报了电脑课。但狱警奚落她:“你学这些干什么?你这辈子不会离开监狱半步,只能被装在裹尸袋里运出去。”

  不管别人怎么说,丹妮尔还是报了名。没课的时候,她看新闻、写诗歌、练播音,尽管她明白,这些知识、技能或许永远没有用武之地。

  20多年过去了,她的子女在姐姐的抚养下长大成人。她错过了儿子的篮球比赛,错过了女儿的舞蹈表演,错过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和婚礼……她一次又一次申请减刑,但徒劳无功。

  当她几乎放弃的时候,“黑皮肤”的奥巴马上台让她重燃希望。他一上任就开始赦免非暴力毒品犯罪者,任期内给予的特赦比过去10任总统加起来都多。2016年,她终于等来了赦免。

  出狱后,她遇到了另一个困境。美国“PrisonPolicy”网站调查显示,在刑满释放人员中,男性失业率超过30%,女性失业率近50%,是平均失业率的5倍。人生的污点让他们很难就业,尤其是刚获释后不久。

  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临时工作:在慈善机构分发救济餐。这份工作收入不高,但额外给了她一笔助学金。她对此十分感激,但不相信有大学会录取她。

  直到2017年她遇到哈金·卡什夫。他和丹妮尔一样因贩毒入狱,出狱后在新奥尔良南方大学攻读学士学位,还有两个学期就毕业了。他给丹妮尔看了他的学生证,并带她去学校参观。

  卡什夫知道,教育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,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5年内再次入狱的比例高达48%,而教育可以大大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,让再犯罪的可能性减少43%。

  申请表很简单,只有两页。填到报考专业时,她思考了一会儿,然后写下“社工”。“我希望能指引年轻人绕开我走过的弯路。”

  当年8月,她收到了录取通知。入校那天,她穿了一件帽衫和一双跑鞋,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。50岁成了大一新生,她这辈子从未如此快乐过。

  丹妮尔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,但她还是感到自卑,担心同学们嘲笑她太老。每次上课她都坐在最后一排,从来不发言。但老师们很快发现她知道正确答案,开始点名要她发言。“她的悟性极好,”演讲课教授凯伦·马丁说,“就像海绵一样”。

  不过,她上电脑课一直很吃力,期末考试后都不敢查询成绩。有一天她接到电话通知,说她的名字上了“院长名单”。

  第二学年,她选修了名为“酗酒与吸毒概论”的心理课。她懂得越多,就越清楚地认识到,人生究竟是哪儿出了错。“我那会儿一心想着,‘有钱才能养活孩子,我得找个依靠。’”她从来不吸毒,所以没有思考过毒品对个人、家庭和社会有什么影响。

  有时她想,如果她在怀孕时或男友被杀后得到心理咨询师或社工的指点,人生会不会和现在不一样?

  2019年2月,她受政府邀请,参加为完成狱中教育课程的人举办的毕业典礼。

  “我明白你们现在的感受。拿到高中文凭是我在监狱中最大的成就。”她对听众说,“现在我回到社会,过着这辈子最美好的生活。我喜欢现在的自由。在新奥尔良的街头信步,无论想吃三明治还是烤肉卷都可以。但我最珍惜的是受教育的机会。”说到奥巴马赦免她的那一天时,一位听众落泪了。

  演讲结束后,丹妮尔被听众围住,他们跟她打听上大学的事。她知道,他们将来可能在电脑或数学课上苦苦挣扎,也可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言不发,但这些都没关系。

  当治安官向毕业生颁发文凭时,人群鼓起掌来。一个年轻人接过毕业证,宣布他已被一所社区大学录取。丹妮尔问他最好的科目是什么,他给了她一个拥抱。